光緒二十年，對日海戰失敗，翌年簽訂《馬關條約》，此條約令有識之士反思，認為日本之勝，並非單靠船堅炮利，而是在明治維新下，因政制改革使人才國力綜合提升之果。面對鄰邦崛起和西力東漸，清廷固守策略無法偏安，朝野紛紛奏呈改革建議，當中包括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導的《上今上皇帝書》，惜措詞激烈而未能送達光緒御前。及後，康、梁以「變法圖強」為口號，組織保國會、強學會，發行報章以宣傳維新變法思維，此舉除獲工商各界捐款資助外，也得張之洞、翁同龢等人支持，並最終受到光緒皇帝重視，促成了「戊戌變法」。唯變法過於激進和急速，歷經百日以失敗告終，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，光緒皇帝被軟禁，多名維新運動的中堅份子慘遭殺害，清政府四處緝捕維新人士，而陳子褒便為其中一名受株連者。

　陳子褒(1862-1922，見附圖一)原名志孚，號榮袞，又號耐庵，別號婦孺之僕，廣東新會外海人，出身書香門第，光緒三年院試中秀才，光緒十九年廣東鄉試中舉，名列第五名(同年康有為名列第八)。其後，他因拜讀康有為的舉試文章《書同文》而仰慕敬佩，特意前往廣州「萬木草堂」，執弟子禮，拜康有為為師，並繼承其漢學文化的精粹。光緒廿一年春，他與康有為、梁啟超等舉人參加乙未科會試，留京等待放榜期間，聞悉《馬關條約》簽訂，憤然參與「公車孝廉連署上書」，並加入保國會、強學會，傳播維新思潮。及至維新失敗，為逃避清政府追捕，以及考察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，他步康有為和梁啟超後塵而東渡扶桑，藉以思考救國救民方略和人生路向⁽¹⁾。

　逗留日本期間，陳子褒於神戶，在同窗韓文舉介紹下，結識了《東亞報》主編橋本海關。橋本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、詩人，在他引薦下，陳子褒走訪多所學校，深入了解日本的教育狀況，而最令他感觸的，是由維新派啟蒙教育家褔澤諭吉(見附圖二)所創立的「慶應義塾」學館(現為日本私立慶應義塾大學)。褔澤認為，在歐、美列強環伺下，日本人若繼續固守小學教育中，充塞過多漢學的陳腐和儒學的束縛，實屬迂腐不可救藥，他鼓勵學生應當具有數、理、史、地科學知識，主張男女平等、思想自由，才能使下一代完成自我蛻變，達致平安革命而「脫亞入歐」⁽²)；從一九五二年出版的《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》一書中，可見褔澤的教育精神和影子，足證陳子褒甚為認同褔澤的教育理念和主張。1899年9月，陳子褒經香港回國，留港期間，由皮堯士牧師(Rev. T. W. Pierce)在荷李活道的「道濟會」堂內為他施洗，皈依基督⁽³⁾。此時，陳子褒以「國民」心理消除了「臣民」意識，不再認同大清「子民」身分，並開創啟蒙教育改革之先行。

　筆者以為，陳子褒由為民請命到立志從事務實的平民教育，並相繼得到康有為和褔澤諭吉兩位時代卓越者的啟發，在皈依基督後，更令他在日後的婦孺啟蒙教育中，獲取更多廣義的釋詞和道理。此外，在面對中華民族千年未遇之變革時，有登高一呼的革命者，有保皇的改良主義者，有強軍救國說，也有工業救國說；而陳子褒作為社會文化菁英階層，放棄為民請命迫使朝廷改革的幻想，卻選擇低調的婦孺蒙學教育，可見其做事務實勤懇，實屬高瞻遠矚。◇（待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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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參考資料：

　1)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.(2017).五邑僑胞耀中華—江門市華僑華人港澳臺胞「三親」史料(第四卷).人民出版社.

　2)高橋　強.(2013).中国における牧口常三郎著『人生地理学』の所蔵者について.

　https://soka.repo.nii.ac.jp/?action=repository_action_common_download&item_id=36975&item_no=1&attribute_id=15&file_no=1

　3)李志剛.(2006).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.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.